缓慢的指南针

　　袁上

　　我三岁时入长沙市教委全托幼儿园，那时每周只休一天，每周六下午爸爸都会风雨无阻来接我。在所有年轻挺拔的爸爸们中间，他总是格外抢眼，最容易被找到——因为他看上去最“老”，走路也慢。

　　我出生时爸爸已经39岁，个子很高也很挺拔的他在一众中等身高的叔叔们中间显得鹤立鸡群。可孩童时的我，更羡慕的是别人的爸爸。他们生龙活虎，能一把将孩子举过头顶，引来一阵惊呼；他们会骑着“二八大杠”，把孩子放在车前梁上，在巷子里一路飞驰。后座上的妈妈搂着父亲的腰，父亲哼着不成调的歌，孩子在前面高昂着头，一家三口乘风而去的背影，车轮碾过石板路的颠簸声响，连同“叮铃叮铃”洒落一路的清脆铃声，让我看着生生眼热，幼小的心里满是失落——爸爸的脚跟曾动过手术，走路慢，脚步总是一深一浅，走长路对他来说，比旁人更吃力些，还会很疼。小时候的我，甚至会为此生出一点点隐秘的、属于孩子的羞怯：为什么我的爸爸这么老?为什么他跟别人的爸爸不一样?为什么他不会骑自行车?

　　每次当他慢慢走进幼儿园时，早早端坐在走廊上等候家长来接的一整排小朋友们，就会不约而同地，齐刷刷地拍着手、摇晃着头，用奶声奶气的童音、高声整齐地拖着长音欢诵：“袁——上的——爸爸——来啦!”他微微笑着，在一片稚嫩天真、毫无杂质、集体无意识表演的“欢迎仪式”中，径直走过来，那双大大的手稳稳地牵起我，带我回家。

　　5岁时，爸爸带我去北京出差，在长沙去北京的卧铺车箱里他把我安顿在上铺，帮我垫好枕头盖好毛毯要我好好睡觉，他自己在下面跟同事们低声聊天。那平稳的、嗡嗡的谈话声像一首催眠曲，让我很快就在有节奏的摇晃中沉沉睡去。那是1979年，从长沙到北京的绿皮火车，要摇晃将近一天一夜，整整23个小时的旅程漫长得像一场静止的梦。为怕挤着我，爸爸把卧铺让给我，夜深了就在边凳上坐了一夜，压根没上去。

　　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在第二天白天，火车停靠在一个大站时，睡得无比香甜的我被轻轻摇醒，爸爸的声音响在耳边：“起来吃烧鸡”!不知他何时下车，买来一只纸包的、热气腾腾老远闻香的烧鸡——刚打开的刹那，香气扑面而来。他递给我一只大鸡腿，同行的伯伯也笑呵呵地把另一只给了我。那是我第一次在火车上吃烧鸡，啃得满手都是油，我心满意足地吃着。见我一路久坐乏了，爸爸便细心弯腰，轻轻替我解开鞋带，褪去鞋子，又轻轻提抱着我，让我把脚丫踩在柔软的餐车座位上。一旁的大人们一边满眼宠爱地望着我，一边低声闲谈。我安安稳稳地靠着他，看着窗外飞驶向后掠过的景色……从此在我心里，‘许昌’不是一个地名，而是烧鸡的香味，是熟睡的我被父亲唤醒的温暖；窗外是陌生的北方初冬的农庄田野，窗内烟火温柔，唇齿留香，暖意融融，岁岁难忘……

　　在北京他更是铆足了心思要带我“见世面”，执意牵着小小的我，用不利索的腿，走遍了天安门、颐和园、北海、故宫、天坛、王府井……记得最清楚的是登长城。在陡峭的台阶上，他一步一步步履沉重，走一段就要停下来，扶着城墙缓一口气，又抬起那只不便的脚，稳稳地踏上下一级。他就这样忍着钻心的疼，牵着我的手一步步向上……

　　每天早上他把睡得沉沉的我叫醒，为我扣好衣服最上面一颗纽扣，手脚笨拙地为我扎好小辫，换着花样买来北京特色早点：搭链火烧、豆浆、糖油饼、驴打滚……有一天还变魔术般地买来两瓶白色矮胖的瓷罐,上面盖着纸还用橡皮筋扎在瓶口，他用吸管对准，“噗”的一声递给我。我怯生生一吸，那种浓稠、酸甜又冰冷的陌生滋味，瞬间在嘴里化开。“这叫酸奶!”他笑着说。当时只有北京有，我在长沙都没见过，爸爸还带我品尝了北京果脯和茯苓饼……他不只带我来到了地理上的北京，更带我尝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味道。

　　每到一处，父亲总是请景区摄影师拍下我们的合照留念。那些印着天安门、故宫、天坛、北海等景点名称的照片，后来都一张张寄回了长沙家里。时至今日，家里的老相册里，仍存留着一摞儿时跟着他同游京城的老照片，一个瘦瘦小小的我，要么被他宽大的手揽在腰间，要么他蹲下身将厚厚的大手掌搭在我肩上紧挨着我。背景换了一处又一处，可北京初秋那依然炙热的阳光，却把我们都刺得睁不开眼。但无论什么姿势我们总是紧紧依偎着，都咧着嘴咪着眼笑出一种毫无保留的、傻傻的开心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