让恶意举报无效，比给老师“撑腰”更重要

白木

近日，复旦大学副教授沈奕斐发视频称，因一场直播连麦，被家长举报至多个部门。

事情的起因是，一位小学生家长向她咨询“校园霸凌”的事。这位家长讲了两件事：一是自家孩子给同学分零食，但同学有好吃的没分给他；二是两个孩子拌嘴，互相推搡了几下。这位家长因此反复投诉、举报学校和老师，甚至还报了警。

沈教授分析：“这不是霸凌，而是家长陷入了极端的‘受害者逻辑’，把正常的儿童社交摩擦上纲上线。”谁知，家长转头就开始举报她。（5月22日 光明网）

沈奕斐还算幸运，复旦大学没有因为怕麻烦就处分她。而她视频下的上千条留言里，一线老师的遭遇更让人沉默：被无理举报到失眠，被反复调查到心寒，最后只能选择“佛系”，不能管、不敢管、不愿管。

举报制度本身没错。它是保护学生、监督教育的必要渠道。问题是，恶意举报几乎不需要成本，而当“谁闹谁有理”成为潜规则时，便变相怂恿了那些无理取闹者。

西南某县教育局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：2024年前8个月收到128条举报，只有7起属实。绝大多数举报都不属实，但每一次不实举报都要消耗老师、学校、上级部门的大量精力。而一些学校面对恶意举报，第一反应不是核实情况，而是为了息事宁人，先拿老师“开刀”，把其当成了替罪羊。

这些学校的算盘也许是，先让老师受点委屈，等家长消气了事。这看起来成本最低，不用调查太久，不用跟家长硬刚。但翻篇的是学校的工作台账，翻不过去的是老师的心坎。一个被冤枉还要低头的老师，接下来如何全身心投入教育？

更严重的是，这种糊涂处理后患无穷，会破坏正常的教育生态。试想，从“孩子没吃到零食”到“同桌碰了我一下”，只要闹事的家长或学生愿意，什么借口都能成为举报理由。到头来，老师们在日常教学中如履薄冰、战战兢兢，只能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最终影响的还是全体学生和教育行业。

给老师撑腰，得靠制度让恶意举报无效。调查核实之前，别急着处分老师，先保护其正常工作状态。对明显无理的举报，要明确告知“不予受理”，一次清晰的拒绝比十次耐心解释更有用。对反复不实举报的人，要有记录、有约谈——没有代价的权利，一定会被滥用。查清不属实之后，学校和部门要公开为老师正名。

只有让每一次恶意举报都碰壁，每一次无理取闹都承担后果，教育才能回归理性与尊严。当恶意举报不再能裹挟教育，老师们才能挺直腰杆站在讲台上，孩子们也才能在公平、健康的环境中成长。